从科学男神到公众的出气筒

基因组测序的先驱埃里克·兰德（Eric Lander）是美国科学界最有影响的人之一，他没有滥用经费，没有性骚扰，也没有抄袭或捏造数据（编者注：这些都是能让一个大科学家彻底倒台的行为）。但是，他写了一篇关于CRISPR历史的综述，由此在过去一周成为网络恶毒攻击的对象。CRISPR是一项革命性的基因编辑技术，部分开创性的工作是由埃里克·兰德在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Cambridge Mass）的同事完成的。

可以肯定的是，兰德给他的反对者们开了个头。《细胞》（Cell）杂志上周发了他的这篇小文，但在涉及到CRISPR时，《细胞》和埃里克·兰德一开始并没有披露兰德在CRISPR方面可能存在的利益纷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篇综述存在多处关键事实错误。之后，兰德进行了“澄清”，却更加激起公愤。批评者指责道，兰德并没有写出一个客观的历史，却淡化了两位关键的科学家在CRISPR(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而这两位科学家恰好是女性。 

这些“小错误”一步一步引发了网络上的一场恶战，甚至在推特（Twitter）上贴上“兰德门”（Landergate）的标签。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物学家迈克尔·艾森（Michael Eisen）声称这篇综述是“最负面的科学洗脑”，要求杂志撤稿。同时，很多科学家在PubPeer（编者注：一家匿名评论同行评议网站）揭兰德的老底，质疑他的动机和性格。对兰德的抨击也蔓延到科学讨论之外，女权主义网站Jezebel.com评论道，“一个男人企图把女性从CRISPR的史册中抹去。”

这场乱战震裂了舆论大坝，公众对兰德那受压已久的批评意见随之一泻千里。

对兰徳汹涌而来的愤怒源于人们对他和他领导的博德研究所多年来积聚的“压抑已久的仇恨”，一位资深生物医学研究员如此描述。

“科学也能成为一项血腥的运动，”杜克大学科学史学家和政策专家罗伯特·库克-迪根（Robert Cook-Deegan）说，“这看来是其中的一次。”

向兰德扔去的“砖头”有些来自业内的妒忌，特别是因为他走了一条非常规的道路，登上分子生物学的最高层。另一些批评似乎是为了弥补自己多年来被兰德伤害到的自尊心，这可以追溯到他20世纪90年代末参与人类基因组项目时期。还有一些愤怒来自兰德和他的研究所代表的大科学，很多人因此愤愤难平且充满敌意。

现年58岁的兰德告诉《STAT》杂志，虽然他并没有仔细阅读社交媒体的批评，但是他所看到的批评“怎么看都不像是针对我个人的。我很高兴大家有许多不同的观点，而科学需要不同的观点”。

《STAT》联系了埃里克·兰德的现同事和以前的同事，他们对兰德的评价是他很聪明、易怒而自以为是，“自负得没有尽头”，“见怂人压不住火”，但也是“一个真正的天才”，“可以看到我辈目力所不及之处”。1987年，30岁的兰德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自2009年起，他担任奥巴马科学咨询委员会的主席之一。

“我想说的就是，他超越了我，”曾与兰德在科学政策问题上有过亲密合作的一位科学家说，“对一般人而言，你能够看到他们脑子在转，但对埃里克，你看不到。”

博德研究所从2003年的零点开始崛起，直到分子生物学的巅峰。到了2008年，博德研究所的三位科学家，包括兰德在内，名列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领域中文章引用率最高的前十名学者。根据汤森路透旗下《科学瞭望》（Science Watch）的数据，2011年兰徳有最多的 “热门论文”（意指被其他科学家引用最多的论文），在过去两年间在所有研究领域中超过任何科学家 。到2014年，《科学瞭望》评选出来的基因组学中“17个最火的研究员” 有8人来自博德研究所。

博德研究所的表现也超过了它的量级。它吸引到的捐赠令人瞠目结合，慈善家泰德·斯坦利 （Ted Stanley）2014年为它的精神病研究项目捐赠6.5亿美元，而洛杉矶开发商伊莱·博德（Eli Broad）和他的妻子艾迪瑟（Edythe）自2003年开始为博德研究所捐赠，迄今已有8亿美元。它还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2015财政年度的1.765亿美元，所得研究经费位列第34位。当然，其他更大的机构得的更多——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为6.04亿美元，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5.63亿美元——但如果论及科学上的贡献与影响力，博德研究所的少数几个核心研究员早把竞争对手甩在车后的滚滚尘土之中。

对其他研究机构的许多生物医学研究者而言，库克-迪根讲道，“感觉就像是，波士顿的这些家伙比上帝还有钱，而且在秀实力…… 博德研究所的家伙认为他们在世界上最好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工作，而且在会议上，他们要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库克-迪根很欣赏兰德：是他提名兰德获得著名的阿贝森科学公共服务奖（Abelson Award），美国科学促进会将在下个月为兰德颁发这一奖项。

除了博德研究所的成功引发妒忌，对兰德挥之不去的敌意还因为兰德代表了大科学（Big Science）。

几十年前，原子加速器出现，大型合作开始主导物理学，个人研究变得非主流，物理学因此成为了大科学。2015年，一篇关于希格斯玻色子（“上帝粒子”）的关键论文署名作者有5154人。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生物学研究也走上了大科学的道路。人类基因组计划通过国际合作确定组成人类DNA的60亿个分子“字母”。

1990年，这一价值30亿美元的项目诞生之时，兰德并未参与，但是他负责的怀海德研究所（Whitehead Institute）测序中心成为竞赛中的一支劲旅。大量的工作由机器人完成，涉及到的创造性工作很少（一旦科学家找到如何测序的方法）。有些个人研究者感到他们在这场比赛中无法与测序中心的同行竞争。

“他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就是把大量资源投进工业化却不必思考的科学，用机器和技术员就能干，这并不是真正的生物学，”那个时代的一位学者说，“埃里克用这种方式把生物学变成大科学。”

更进一步，兰德的背景与经验让他在项目中发挥出超大的作用。作为一名数学家，兰德1978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81年，他以罗德学者的身份获得牛津大学数学博士学位。1981年至1990年，他在哈佛商学院教授管理经济学。他逐渐对MBA的世界感到无聊，却对生物学开始着迷，1990年他创办了怀海德研究所的基因组中心。他在基因组学这一白热化的领域先声夺人的办法，可不是那种寻常的付学费读分子生物学博士，然后再做博士后的成功之路 。

“在科学界的一些权威看来，埃里克似乎是个科学暴发户，以数学家的身份闯入拥挤的分子生物学家的俱乐部。”前博德研究所科学教育与传播主任芬坦·斯蒂尔（Fintan Steele）说。

1990年代后期，根据NIH的保密文件估计，到2005年整个人类基因组测序不能按计划全部完成，而最多只能完成三分之二 。如果这样，将会是场灾难：遗传学家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和他的公司Celera已经发起了针对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竞争，并夸口说，他们将在终点线上完胜公共项目。更糟的是，文特尔想要将DNA序列申请专利，这意味着无论什么基因，只要Celera先测序完成，都会被这个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所拥有。

1998年早期，DNA双螺旋共同发现者之一，也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前领导者，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让兰德说服NIH更多更快地为该计划拨款。兰德认为问题其实远不止资金。他在2000年告诉《纽约客》杂志：基因组计划“太特么复杂，参与的研究组太多”。基于他的商业敏锐度，兰德觉得这项计划应该更专注，由几个研究组来承担。他对2010年发表的一本关于人类基因组的书作者维克多·麦克尔赫尼（Victor McElheny）说，他还认为让二三十个实验室分别承担的基因组中的一部分序列“简直是疯了”。任何一个实验室慢了就会拖累整个计划。

所以兰德推动重新规划整个基因组计划。根据詹姆斯·雪利夫（James Shreeve）2004年出版的《基因组战争》（The Genome War）一书描述，不同意他的策略的科学家“怒吼着抗议”。兰德“持续要求”他的实验室担任越来越多的测序任务“导致了热烈对话的高潮”。但是兰德的粗胳膊见效了：NIH的公共项目和文特尔打个平手，双方都于2001年公布了“人类基因组草图”。在《自然》（Nature）杂志揭示“生命之书”的论文中，兰德名列共同牵头作者中的第一位。

他的成功让很多资深遗传学家对这位新贵感到酸涩，虽然他帮助拯救了1990年代最瞩目的科学行动。但“与文特尔的竞争给他的行为挽回了很多”，时任Celera顾问委员会成员的纽约大学生物伦理学家亚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如是说。

兰德将人类基因组计划“巨大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它有将不同观点和技能的人组合到一起的灵活性”。他说，在五年里的持续的每周电话讨论中，“我们讨论和争论了一切能够想象的东西”。

2003年兰德把人类基因组测序项目从怀海德研究所转移到刚成立的博德研究所。“他带走的不仅是基因组中心，”博德研究所的前员工斯蒂尔说，“还有资助中心的大量资金。”

兰德这次跳槽的动力部分来自怀海德研究所已经装不下基因组中心；中心的经费已经达到整个怀海德研究所的四分之三。

兰德和他的基因组中心的离去给怀海德研究所带来非常负面的情绪。这次纷争的一位当事人回忆说当时情况“非常糟糕”，特别是怀海德研究所当时并未能募集到多少资金，并且很担心兰德会将剩余捐献者一起拉走。此后的几年中，怀海德研究所的年度报告中展示的其位于剑桥肯德尔广场的建筑图片，都可疑地不显示其隔壁的博德研究所。

在麻省理工学院四周的生物技术温床之上，似乎每个生物博士都开了自己的公司。兰德是千禧制药（Millennium Pharmaceuticals）、Infinity制药公司、Verastem公司、癌症疫苗新兴公司Neon Therapeutics的共同创始人。他还是癌症基因组医学公司基金会的顾问，并且与风险投资公司Third Rock Ventures关系密切，该公司是CRISPR技术公司Editas（编者注：Editas是博德研究所核心研究员张锋创办的基因编辑技术公司，《知识分子》关于张锋的报道，回复“139”、“121”查看）主要的投资者之一。

在这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世界里，虽然兰德的参与并不会使得他显得不寻常——就像其它大学那样，麻省理工学院鼓励科学家将他们的研究转化为药物或其它产品——但这或多或少让反感他的人更加怨恨。一位博德研究所以前的科学家说，“人们相信博德的研究者们已经完成癌症基因组的所有工作，而这个基金会的建立是基于这一点。人们可能会问，这些家伙是不是利用我们的工作发财？”

兰德最严重的失误是在发表《细胞》杂志的这篇评论时，没有声明潜在的利益冲突：博德研究所正陷入与加州大学关于CRISPR专利的苦战。兰德虽然向《细胞》杂志报告了这情况，但杂志的政策是不声明这些“机构间”的利益冲突。在同期杂志上发表一篇CRISPR综述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也没有声明潜在的利益冲突，尽管她是CRISPR公司Caribou Biosciences的共同创立者之一，推特上的人却并没有攻击她。

批评人士说，兰德淡化了CRISPR研究的先驱杜德纳和她的关键合作者埃马纽埃尔·卡彭蒂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的工作，并夸大了博德研究所的生物学家张锋的工作。这被描绘为性别歧视，这个印象还被他文章的标题放大：CRISPR的男英雄们（Heroes of CRISPR）。由于领军科学家被频繁曝出性别歧视和性骚扰丑闻，民众对此的敏感度很高。而兰德的辩护者们则表示，兰德实际上长期以来都是女性在科学活动中强有力的支持者。

哈佛和博德研究所的女生物学家帕蒂斯·撒贝提（Pardis Sabeti）说，“他一直是我最大的拥护者。”她在最近埃博拉疫情爆发中做了关键的遗传学工作。“他为博德研究所雇佣了强大、坚韧、伟大的女科学家，他使这里成为女性科学家最好的工作地方之一。”

兰德说，他希望他发表在《细胞》杂志的这篇评论只是“把聚光灯投向CRISPR研究20年的背景故事”，显示科学是一项“整体”的事业，即便是关键性的发现都很难被辨别出来——很多学术期刊早期对CRISPR的研究曾经拒稿。“但我猜一些人想把重点放到眼前的冲突是很自然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