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没有血迹 ——上海陆家嘴渡口“一二·一〇”惨祸记实

一

“灾”这个字，本来写作“災”，上“水”下“火”，水火为灾。从这个字也可以看出我们民族的一些秉性。我国最早的阴阳五行学说中，金木土是相对稳定的，恒常的，守矩有序的；而水火则是活跃的变动的，难以驾驭的。也许我们的祖先潜意识里喜静不喜动，求稳而怕乱，因此，草木有情，顽石通灵，抟土为人，炼石补天，土地跟天空一起被奉为神祗，每年配享祭祀。而水与火虽然直接孕育了人类的文明，却被视为无情之物，视为祸害的渊薮。

从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上海陆家嘴轮渡口发生的惨祸，与“水”也沾了一点边。轮渡站在黄浦江畔，黄浦江里淌着水；另外，导致事故发生的天气因素是那天早上有雾。雾，由近地气层中水汽冷却凝结所致，由大量悬浮的小水滴或冰晶构成，这也能联系到水。但这“水”毕竟不是突发的山洪、决堤的海潮。在这一灾难中，也有一股流动着的巨大的毁坏力，但组成这片狂潮的分子是人。

事发的当天下午，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江泽民立即赶到收治伤员的黄浦区中心医院、仁济医院、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他看到许多伤员昏迷不醒，有的在接氧，有的在输液，其中有许多是身强力壮的青年，还有孩子，他感到非常震惊。他沉痛地说：“大雾天怎么会死人呢。”“如果当时有人登高一呼： ‘大家不要挤！’这事故不就可以避免了吗？”

是呀，大雾天怎么会死人呢？上海人素以聪明，能干，谨慎，机灵著称于世；即使在十年动乱之中，上海也没有像其他大城市，爆发过全面大规模的武斗。怎么在这天早晨，上海人会突然失去理智，放纵野性，近乎疯狂般地演出了一幕人相践踏挤压的惨剧？

难怪这一消息传向全国，许多外地人都难以置信。事件发生后数日，笔者的一个朋友到深圳去出差，一位广东朋友问他，你们上海人怎么啦？这么玩命干啥啦？他一时难以解释清楚，就说，快到年底了，迟到就要敲掉一年的全勤奖。一年的全勤奖多少钱啦？广东朋友问。有多有少，各厂不同，他回答说，有的厂高的要发20元。20元？广东朋友不胜惊异，伸出两个指头乱晃。也难怪他要惊异，在深圳，晚上到高级宾馆去听歌跳舞，喝一杯普通的饮料就要收10多元兑换券，按黑市牌价，便合到20元。

或许上海人后来也意识到这事件惨得有些寒碜，因此，不到一年，上海人已经将它淡忘，或者按弗洛伊德的说法，将它压抑了。现在，在菜场、办公室、食堂、绿化地带、公共汽车车厢，这些最易传播流言与激发牢骚的地方，已几乎听不到有人提起那个事件，那个日子。这是个普通的日子，但是，上海人其实是不能将这一天从记忆中抹去的。

不过无论如何不能将之称为流血事件，因此也不能称之为血的教训。那天清查现场时，人们惊异地发现，死伤了那么多人，地上竟没有显眼的血迹。现场没有血迹！死者绝大多数是因为窒息，医学术语叫做“胸部血液回流阻断”，几同于活埋。所不同的是，盖在他们身上的是别人的血肉之躯。

二

1987年12月10日天气预报：

天气：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雾，傍晚前后转阴，明晴到多云。风向：偏南转偏北。风力：3～4级转4～5级，阵风6级。最高温度：14 °C，明6～8°C。最低温度：O～2° C，局部地区有薄冰，明0～-1°C，有薄冰。

据社会抽样调查，天气预报是上海市群众最欢迎最关心的栏目。但是这天早晨遇难的人们，大多没能收听收看到这份天气预报。上海当日最早播发天气预报的是电台6点半的早新闻节目，在这档节目播出时，挤在陆家嘴轮渡站浮桥上——也就是在以后的事件中首当其冲的人早就离开了家门。

凌晨4点，住在浦东近郊川沙县顾路乡的潘伯清就准时醒了。他摸黑下床，刷牙、洗脸，然后走出家门，去赶头班车。老潘那年55岁，人精瘦，在浦西虹桥路640号上海整流器厂工作。从浦东的顾路乡到浦西的虹桥路，几乎是东西横贯了整个上海市区，来回总要四五个小时。老潘15岁开始学生意，40年来，不知有多少时间花费在轮渡和汽车上。

沈烨走出潍坊四村412号大门的时候，天还是灰蒙蒙的，她这么早出门已经有两年多了。她在浦西的市重点中学格致中学念初二．这是黄浦区最好的中学，是无数少男少女孜孜以求的目标。进了这所学校差不多等于一只脚踏进了高等学府。

沈烨的家原来住在浦西的卢湾区，一家四口只有10平方米的住房。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全家搬到浦东，面积增加到26平方米，宽敞了许多，但沈烨却宁愿天天起早摆渡过江，“格致”毕竟牌子老。沈烨的成绩在班里属于中上。她并不满足，仗着身高力壮，加入了学校的排球队，该队连续两年获得市“育苗杯”赛的冠军。她的理想并不是想当一个职业球星，参加排球队最主要的目的是考大学时能够加分。

魏彩娣和她的丈夫磨磨蹭蹭直到5点50分，才离开了家门。他们住在浦东塘桥，厂在浦西中山公园后门，路上单程至少要两个小时。8点钟上班，再晚一步全勤奖非得敲掉。怀着3个月身孕的魏彩娣懒洋洋地拖着步子，嘴里嘟嘟哝哝地发着牢骚．丈夫则耐心地听着，搀着她上了82路公共汽车。

在这些赶早班轮渡的乘客陆陆续续出门的时候，雾网也悄悄地张开了。那天的雾属于辐射雾。据说是上海冬季最常见的一种雾，那天辐射雾又十分典型，但回想起来，却似乎有些特别。隔天的《新民晚报》，并没有关于雾的预报。

12月9日早晨也有雾，但很快就散去了，并没有影响轮渡交通。这天早晨的雾却历久不散，而且越来越浓。江面的能见度在50米之内。4时30分，从延安东路轮渡发出的第一班船开出后，便大雾封江，原定4时40分要从陆家嘴渡站开出的头班船就无法启航。但陆地上这时的雾却还未浓得影响交通，81路和82路公共汽车依然一批批地把过江乘客载到陆家嘴渡口来，渡口上的人越来越多。

三

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出事地点陆家嘴轮渡站的情况。陆家嘴很像一个嘴，突出地由浦东伸向浦西。黄浦江流到这里拐个大弯，和苏州河会合，江面陡然宽阔，一泻奔向吴淞口。今天的陆家嘴之所以名闻遐迩全因为它是个最繁忙的渡口，每天从这里上船下船的乘客达20余万人次。这里也是浦江畔最好的渡口，有两条航线，6艘1000客位的渡船不断地往复对开，最新投入使用的渡船的载运量已增加至1400客位。

在上下班运客高峰期间，两条航线，两只码头，总是一条船尚未离岸，一条船已驶到江心，还有一条船已经在准备靠岸了。从这里过江，踏上岸就是上海最繁华的地段，几十个局委办，各家报馆，无数商场酒家，就在外滩这一带。

此外，还有18条通往徐家汇、杨树浦、曹家渡、江湾五角场等等上海重要的地区分中心的公交干线。在浦东一侧，从陆家嘴出去不远就是81路和82路起点站，这里是浦东的一个商业文化中心。这里也是过江居民的一个集居地。沿着81路和82路的交通干线往下，这些年新建或扩建的一些居民新村的火柴匣子式的住宅楼一排排地耸立在路边，这些新村中有很大部分职工与学生在浦西上班或上学，这样就大大地增加了轮渡的压力。

因为陆家嘴和对江的延安东路站都是交通枢纽，居住在两岸的人都喜欢往这里涌。按照他们的经验，即使乘车兜一点远路，即使上下车、上下船挤一点，总的算起来还是比走别的路线过江乘车要节省一点时间。这样，有许多可以就近在杨家渡、东昌路、塘桥，甚至南码头、泰东路、其昌栈摆渡的乘客，也赶到陆家嘴来，江对面的延安东路站情况也一样。再加上黄浦区本身是商业中心，居住人口与流动人口最多，于是陆延线就成为黄浦江上最繁忙的一条线。

陆延线本来和浦江上的其他轮渡线一样，每侧只有一个码头。1978年经改建，每侧各有两个码头，成为浦江上第一个双码头的轮渡线。当时的设计能力为每天运客7.4万人次，现在的实际客运量是每天22～23万人次，为设计能力的3倍。

陆家嘴轮渡站虽然已经不胜重负，但从外表上看，它还不失为是浦江沿岸气派最大、外观最漂亮的轮渡站，即使江对面的延安东路轮渡站也相形见绌。它是一幢两层楼的白色建筑，顶上还有两座瞭望塔。底层的渡口分为南北并排的两个独立的码头，每个码头中间是进口处与候船室，两边是出口的走道。

因为浦江轮渡实行浦西售来回票牌的办法，陆家嘴轮渡进口处没有售票处，也不设收票岗，进出比较自由。穿过候船室出来，是一块面积不大的露天的水泥坪，两侧有铁丝网将出口通道与进口通道隔开。进口通道连接着一座宽5米的钢架浮桥。浮桥两侧有1.3米左右高的栏杆，栏杆上端是30厘米左右宽的槽钢做成的扶手。围栏共有11格，每格长1.7米左右，每格对角斜的拦着一条槽钢，另外，横拦着两根2厘米宽的铁条。

桥面由1厘米粗的钢条构成的棱形网格钢板铺成，当初的设计是为了防止乘客上船时走路打滑，因为浦江落潮时，伸向江里的浮桥最大斜度要超过45度。浮桥上搭着遮阳挡雨的天棚，有点像卡车的顶篷，隔1米左右，矗着一根“一”形的铁杆，上面盖着浅黄色的塑料瓦。铁杆的横杆是三角铁，竖杆是圆铁，角铁与顶棚之间有5厘米左右的空隙，天棚高近3米。

进口浮桥两侧是两座出口浮桥，宽度要比进口浮桥窄一些，上面也设有顶篷。它们和中央浮桥中间有一条1米左右的空档。轮渡站每一码头各有三道门，第一道是码头进出口大门，是由电钮操纵的两扇大铁门，门上端装有铁槽滑轮，开启时由中央滑向两边。第二道是候船室通往浮桥的门，也是由电钮操作的铁门。

第三道是浮桥顶端的铁门，也由电钮操纵，但门面是铁丝网的。这道门是码头三道门中开关最频繁、最重要的一道门。当渡船靠岸，下客完毕后，这门就会打开。当渡船上客结束，将启动时，铃声骤响，这门就关上。然后渡船关门，启航。

渡口外是一条100米左右的通道，很窄，只有两车道．路两边一面是立新船厂的高高的围墙，另一面是毛纺厂仓库的竹篱笆墙。这段路，有点像人体中的直肠，又细又短，到了这里，只能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了。在这段路的顶端，便是81路、82路的终点站了。在平日上下班高峰时，这段路也自然而然地成为轮渡的露天候船室了。

请注意这些细节，否则，就难以瞭望惨祸发生时的现场状况。

四

7点。

太阳从云层中露了一会儿脸，但雾却越来越浓，一点也没有散的意思。81路与82路的驾驶员，在浓雾中谨慎驾驶，尽管慢了一些，但还是把人们一批批地运送到江边来。这时，已进入往常的轮渡高峰时刻。二号码头关闭着。一号码头的浮桥上却挤满了人，候船室里也很快挤满了人，人们涌向轮渡站外的百米通道。

和站在浮桥前端的最早的乘客不同，这些人出门前都可以收听到当天的天气预报与6时15分市轮渡公司通过广播电台发布的轮渡全线停航的通知。

但是，通知上并没有说何时恢复通航，因此，他们看到公共汽车在雾中顽强地行驶，就不敢悠悠地在家里等雾散尽了再出门，宁愿到轮渡口来插蜡烛似地站着。轮渡站的广播喇叭从封站后不久就开始响起来，一遍又一遍地极有耐心地进行宣传，劝说聚集在轮渡站内外的乘客散回去。

但是先来的人赶个大早，现在好不容易占了个领先的位置；后来的人出门时就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准备到江边来跟雾比一比毅力，所以能够听从劝告的人就微乎其微了。要说这广播宣传也不是一点作用也没有，它的主要作用是加剧了人们心头的焦躁感。

挤在人群中的联合毛纺厂粗纺车间的27岁的纺纱女工陈蓓莉，就不时踮起脚来眺望对江。她的家就在外滩往西第一条马路四川南路上，她和丈夫在同一家厂里工作，一个夜班一个日班轮换着照看孩子。她如果回家晚了，丈夫上班就要迟到，这对一个中外合资企业的职工来说，损失实在太大。

陈蓓莉是早晨6点半下的夜班，她匆匆洗个澡顾不上吃早点就奔向渡口，到码头是7点20分。她明知道大雾封江是没办法的事，而丈夫的迟到也已成定局，但她还是恨不得插翅飞过江去，哪怕早一分钟也好。她就在人群的空隙中一寸一寸地往前挤，毕竟柔能克刚，终于让她挤到了候船室前沿。

还有一年多就要退休的玩具十厂的老工人戎履槎，两年前搬到浦东。他家里除了老伴还有三个儿子，老大30岁，最小的23岁，都没成家。原来浦西的住房太小，只有14平方米，搬到浦东来达到18.6平方米，老戎也就豁出来过江了。但18.6平方米对5个大人来说终究还有些拥挤，所以戎履槎站在江边的寒风里，倒并不怎么觉得太苦。

在人群里还有几百名到浦西去上学的中小学生。

时针很快指向8点，不知不觉中，太阳穿透了浓雾，天地为之开朗。这时，渡口外的百米通道上已经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进入上班高峰期以后，乘客的人数可以说是呈几何级数地增长。到8点，渡站内外已经聚集了二三万人。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上海又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因此对人的数量有种麻木感。二三万人，在上海人听起来好像区区一个小数，根本不当一回事。到9点开航时，人数又增加到4万。面对这样的人群，高音喇叭发出来的声音，就像在海面上掠过的一只鸟，显得那样的渺小。太阳光一亮起来，人潮就自发地向前涌动。

在事发之后，轮渡站的事故检查报告中，谈到了工作上的一个失误之处，就是在封站时没有及时地将码头的第一道大铁门关上。按规章制度，封站是应该将大门关闭的。轮渡站的候船室很小，最多容纳1000个人。如果铁门关闭的话，开航后候船室与浮桥就可以成为一个缓冲地带。即使有人在奔跑过程中被挤倒，也不致于造成大规模的人挤压人的惨状。

但是，如前所述，陆家嘴轮渡不用售票收票，进出比对岸方便，这个好处长期以来也造成了管理上的松弛。轮渡站的三道门，平时只有浮桥顶端的那道门在开开关关，码头的那道大铁门只有晚上12点末班船开出后才关，到第二天凌晨4时多头班船开出前再开，而候船室与浮桥之间的铁门则更是形同虚设。到那天8点发觉形势有些严重，曾经再想关门，但那时门口已经站满了人。

如果将人遣开，强行关门，又怕在门外的人拚命地往里挤，会引起新的骚动。但是，真要下决心关门，门还是关得起来的。说到底，人们还是不相信真会发生什么大事故。自有轮渡80年来，还没有发生过一起挤死人的事件。渡口死人是有过的，那是自杀。那天看样子没人要自杀。

好在太阳刚灿烂了一阵，又转身隐没到浓雾背后去了。人潮的涌动自然地停歇下来。但是渡口拥挤的情况，还是通过电话反映到了轮渡公司。

就在轮渡公司经理郑静山接到陆家嘴渡站报告后不久，《新民晚报》的记者也打电话来询问情况。郑经理在电话里胸有成竹地说，黄浦江全线停驶，还未通航，他准备到客流量最大的陆延线去亲自坐镇指挥，增加50多位民警和轮渡工作人员在浦西延安东路渡口维持秩序。一旦恢复通航，先疏散浦东过江的乘客。

条条措施很具体，看来不会出什么差错。

与此同时，在距陆家嘴轮渡站1000米外的公用电话亭前，一个瘸脚的中年妇女，排队等了半个多小时，好不容易才抓到了电话筒。在她身边与身后，还围着排着几十个人，都是要打电话向单位说明情况。电话拨通了，那个中年妇女刚把情况说完，对方就告诉她，已经有一个也住在浦东的工人赶到厂里了，希望她想办法快点到厂来上班。

五

在陆家嘴轮渡重大伤亡事故发生的当天，上海市人民政府就发出了关于加强轮渡管理、保障乘客安全的通告。通告的第二条为：“职工因轮渡停航而不能按时上班的，各单位可比照公假处理。”

这确实是一条及时、有效的措施，可以说上海市人民政府深知上海人民的心。

还是经济，还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但是，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上海人就只关心钱，上海人要钱不要命。

上海人的确对因迟到而带来的经济损失看得很重。随着市内交通状况的日趋恶化，各单位为了保证正常的生产与工作秩序，都纷纷相应制定了严厉的反迟到的经济制裁措施。许多工厂从奖金中提出很大一部分来作为月度、季度与年度的全勤奖。当然全勤奖不光是对付迟到，还同时对付病、事假，

有的单位连国家规定的婚丧假、探亲假也要扣除全勤奖。但是．对付迟到的战略意义在近年来显得越来越重要。

毋庸为上海人多加粉饰，一二元乃至一二十元钱的全勤奖，能够如此牵动上海人的心，制约上海人的行为，也可以看出上海人普遍在经济方面的窘迫。

说个故事，或许更能说明些问题。

有那么一个女工，在1988年甲肝流行期间，她主动要求到改作临时隔离病房的仓库去当门卫。这个差使要别人去别人推辞不肯去，怕传染，她比一般人要勇敢得多。她要求去是看中门卫工作清闲，可以利用上班时间干些私活。她从一个服装个体户那里接到了一批活，绣一朵花得两分钱。是确确实实的铅角子两分，不是现在上海切口说的两张分——20元。她一天绣下来，还绣不到1元钱。

但是，她这样利用上班时间捞外陕，还是引起了与她搭班的另一位门卫的羡慕。那是一个老头，但他表示对飞针走线既有兴趣也有能耐。为了搞好左邻右舍的关系，她不得不将活分一点给那老头做。出于同样的原因，她也把活分给了另一班的另一个门卫老头。男的可能出于生理原因，在刺绣工艺领域天然不占优势，那个服装个体户对他们绣的花质量一点也不满意，一点也没有男性对男性的同情心。他提出，要么由她一个人绣，要么就一个也不让绣。结果，那位女工出于同阶级兄弟保持一致的立场，放弃了每天不到1元钱的外快。

由这个女工的故事，大概可以说明上海人——当然指的是占市民绝大多数的普通工人、职员、教师、机关干部，为什么那么看重那点可怜的钱。

但是，话还要从另一方面来说。驱使几万上海人在陆家嘴渡口争先恐后、前仆后继的，也不仅仅是几个钱。在市政府发布这一通告之前，其实上海绝大多数单位已经实行异常气候不能准时上班不算迟到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