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的文章中还提到了中国另外一个竞争优势,即硅谷和中国在投资和研究上有着紧密联系,而美国AI研究社区的开放性也意味着,最尖端的技术可以轻易为中国所用。
无论是百度、阿里巴巴还是腾讯,都在美国硅谷设立了实验室,除了能招揽人才外,也便于这些公司及时了解硅谷的发展,投资前沿科技。
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里发表的论文数量。根据SCI收录的数据,从2013年到2015年,“深度学习”的论文数量增长了约6倍。2014年到2015年,无论是论文数量还是有效引用数据,中国都超过了美国,居于领跑位置。美国白宫也在其人工智能报告中,多次提到,中国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学者。
中国在AI研究领域的技术和人才储备的快速崛起,让《纽约时报》文章认为,中国在该领域赶超美国不是梦话。甚至很有可能在下一个科技时代的“战争”中,美国会失去技术上的垄断优势。
美国国防部部长卡特在其短短一年多的任期里就曾多次造访硅谷,并且目的明确,希望依托计算机的高科技武器未来给美国带来军事上的竞争优势。
卡特还在硅谷设立了国防创新试验单元(Defense Innovation Unit Experimental,DIUx),希望它成为五角大楼在硅谷的“前哨”和“球探办公室”。同时也是意在针对硅谷更迅速、更多变的风格,反思美国政府官僚机构的外包实践。此外,卡特还提出了“第三次抵消”战略(Third Offset Strategy)。
所谓“第三次抵消”是相对于此前较早两个时期的战略而言。当时,美国国防部的规划者们也曾经借助技术手段来弥补军事实力上的不足。195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曾经强调,核武器可以震慑实力更强大的华沙条约军事力量。第二次抵消发生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当时,军方的战略规划者们曾经再次借助传统武器的技术改良来弥补数量上的不足。现在,美国**计划通过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和自动控制武器来保持这种军事优势。
但硅谷对于五角大楼的示好,似乎并不买账。特别是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高管们对于看到军方应用自己的新技术,并没有表现出太浓厚的兴趣。
《纽约时报》的文章也提到了这一点。文章指出,由于爱德华·J·斯诺登(Edward J. Snowden)对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监控措施的揭露,给硅谷和政府的关系造成了至今尚未修复的损害。硅谷的科技巨头担心与美国政府走得过近,会影响其在中国和其他市场的业务开展。
除此之外,很多时候,硅谷的创新公司认为国防部的价值观与企业的商业利益不符,因此不愿意与国防部合作。
马尔科夫在自己的文章中认为,来自中国的竞争,会是美国在开始实施一项新的军事战略之际面临的挑战。 随着AI在不同的公司持续进化,并被应用到各行各业中,我们今天看到的AI投资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带来令人惊叹的成果。开发现有技术和新的应用将帮助弥合大数据以及我们如何利用大数据之间的鸿沟。
2017年整个世界对于人工智能的关注度依然非常高,这可能会引起不少人对于这种过分追捧的反感,毕竟过犹不及,不少浮躁情绪笼罩在当前人工智能领域。不过,这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大量关注可能会促进研究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