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安科的医疗军团

25年来，整个中国医械行业的基因竟然都来自一家长不大的公司。成功者的基因来自一个失败者，那么这种基因还会有更大的生命力吗？

“硅谷大约70家半导体公司的半数，是仙童公司的直接或间接后裔。在仙童公司供职是进入遍布硅谷各地的半导体业的途径。1969年在森尼维尔举行的一次半导体工程师大会上，400位与会者中，未曾在仙童公司工作过的不到24人。”

这是作家埃弗雷特。M。罗杰斯在《硅谷热》中的一段记载。1984年，这本书首次引进中国。同年，由中国科学院出资，在深圳蛇口港附近的工业六路成立了一家名为科健的公司。这是一家和联想同龄的公司，无论兴衰，都将在中国后来的通讯科技市场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不过，在紧挨着科健办公室的沿山路上，还有一家不怎么起眼的子公司，做医疗器械业务，名叫安科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安科）。

所有人都没想到，20年后，安科竟然有机会成为中国的仙童，在深圳重演了硅谷的旧幕。

27年来，围绕着深圳安科，诞生了一个神秘的商业军团。2010年，深圳医疗器械总产值为164亿，占全国总额的1/8。截止2011年秋天，深圳有460多家生产型医疗器械企业，其中，将近200家与安科有各种渊源：要么是企业创始人出自安科，要么是核心技术人才出自安科，再要么就是为安科提供部件配套服务。

在这个庞大如蜘蛛网的关系谱里，包括3家上市公司。2006年9月，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有限公司在纽交所上市，是第一家登陆美国的中国医疗器械公司。2010年，迈瑞年销售额达到38亿人民币，这个数字是国内其他所有同类型企业的3倍不止。2011年4月，深圳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在创业板上市，2010年销售额3.3亿人民币。3个月后，珠海宝莱特（19.530,0.42,2.20%）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在创业板上市，2010年销售额1.4亿人民币。还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同样位于深圳的蓝韵医疗已经在筹备上市事宜，计划明年海外上市。

这些公司之间的关系非常奇特，若即若离。一方面，他们的能力、资源、职业生涯和见识都起源于安科。所有人对于自己的安科生涯都有一种类似毕业生对大学校园的眷恋。另一方面，他们都相识多年，曾经在同一个部门就同一个项目合作多年，但是在离开安科之后，他们并未如校友一般抱团作战。恰恰相反，在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些公司之间的业务冲突不断，屡屡升级为价格战、专利战，甚至闹上法庭。

这并不是一个封闭式的官僚军团。从1986年安科成立之日起，深圳医械帮就一直在聚合和流变之中。无论从规模、人才还是商业模式上，它有一条非常明显的升级演变路径。从安科的山寨研发时期，到迈瑞时期的整合渠道、进军海外，再到第三代创业者的部件和服务模式，总之，深圳医械帮并非一成不变。

安科、万东、东软并称医疗器械老三家。东软集团（15.29,0.97,6.77%）：1991年成立，总部位于沈阳。提供CT、MRI、数字X线机、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多参数监护仪、放射治疗设备、核医学成像设备等10大系列50余种医疗产品，其中CT机填补了中国在该领域的空白，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第四个能够生产CT的国家。1996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万东医疗（12.47,0.55,4.61%）：1997成立，总部位于北京。前身北京医用射线机厂成立于1955年，致力于医用诊断X射线机系列产品的生产制造。1994年，北京医用射线机厂、北京医用电子仪器厂、北京医用空调厂合并成立北京万东医疗装备公司。1997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万东建有由数字影像设备工场、磁共振产品工场、核心部件工场构成的生产制造基地。

何谓安科帮？这些帮众企业有着共同的商业基因：他们大多从事设备制造的重行业，而不是提供服务的轻公司；他们大多是技术出身，但在市场竞争中却往往以价格优势、关系营销和渠道策略取胜；和大多数中国科技领域公司一样，他们的发展路径也经历了从山寨模仿到自主研发的道路；他们产业链配套完备，擅长系统集成，却缺乏核心部件的生产能力；衡量他们是否成功的标志是“跨线”生产，但目前来说，大多数公司还未具备这种能力。

安科已老。迈瑞一枝独秀。创三代跃跃欲试。这是一个毛利率超过50%、净利率超过20%的暴利行业。投资者已经循着金钱的味道而来。这些基因还会有更大的超越性的生命力吗？

安科火种：本是同根生

为什么一家长不大的公司却成为一个行业的孵化器？

2011年4月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一纸诉状，起诉书中称：

“1、理邦公司多参数监护系列产品”M8病人监护仪“、”M9病人监护仪“、”M80病人监护仪“和”M50病人监护仪“，涉嫌侵犯迈瑞公司相关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以及商业秘密；

2、迈瑞要求理邦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就侵犯专利行为赔偿人民币2500万元。”

很难说这是一桩普普通通的专利权官司。它发生的时机实在耐人寻味。事实上，这是业界老大哥对后起之秀的一场阻击战。3天之后，这桩诉讼官司的消息被各大财经网站广泛转载。4天之后，理邦仪器（25.690,0.79,3.17%）即将开始创业板上市路演。一周后，索赔升级，总金额提高至9100万元。

李西廷，男，60岁，迈瑞创始人。张浩，男，47岁，理邦创始人。两人是20多年的老相识。早在安科创始时期，李是办公室主任，张是技术骨干。离开安科之后，两人分头创业，再无任何直接联系。这一次，他们被迫坐到了一起。

“这是杀鸡儆猴。”一投资人称，“迈瑞起诉的监护仪产品只占理邦营收总额的20%，却占当时正在准备上会的宝莱特公司营收的90%。在迈瑞诉理邦的整个过程中，宝莱特都密切关注。”

查阅公开资料不难发现，宝莱特创始人燕金元于1989年—1991年曾就职安科，之后加入新成立的迈瑞，1993年参与创建宝莱特。当迈瑞和理邦在法庭上纠缠的时候，宝莱特正在筹备稍晚些时候的上市计划。

又是安科。一场官司的3位主角轮番登场，个个都跟安科有关。到底是怎样的一家公司，其走出的人得以陆续创办3家上市公司，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未来又会怎样？

陶笃纯花甲之年，这个问题他不说天天在琢磨，但肯定时不常都会想。他是安科前任总经理，2006年退休，现在担任深圳医疗器械行业协会会长。

下午2点，陶笃纯准时出现在深圳市南山知识服务大楼。这是一栋灰白色的小楼，旧旧的，看不出年头儿。小楼对面是一座着名的立交桥，连接深南大道和南海大道，算得上是这座城市中心的交通枢纽。桥的另外一边，是高高耸立的腾讯总部大楼。陶笃纯的办公室就在二楼，他找了一个远离空调口的位置坐下，一杯咖啡把他带回1984年的北京。

1984年，陶笃纯40来岁，是中科院声学所的研究员。有一天，他受命去美国“考察”一家磁共振成象系统（MRI）生产厂商。

陶笃纯此行肩负了重要的使命。当时，中国的医疗器械行业几乎是一张白纸，所有的医用诊疗设备都需要从国外进口。在错过70年代X光机、CT机开发的好时机后，国家科委和国家计委给中科院下了死命令：研发MRI，并且要的不是一纸论文，而是造出实实在在的产品，并卖到市场上去。当时，MRI作为世界领先的医用设备，刚刚面市一年。中科院以医院的名义买了两台，但要深入研究，还需要别的招数。这时候，陶笃纯的任务就是扮成医院的工程师，去美国原厂家学习如何操作机器。

陶笃纯回忆说：“一方面，我很感兴趣，甚至有点激动，搞研究的人总是希望搞新东西。另一方面很忐忑，没干过这个事情，自己的工作跟这个不一样。”

没几个月，陶笃纯回国。很快，中科院专门成立了科健公司。1986年12月31日，科健的子公司安科在蛇口成立。“安”取自美方股东Analogic，“科”取自“科健”，双方各占50%的股份。之所以选择Analogic合资，是因为其生产MRI等多个医疗器械产品的核心部件。

现在看来，落户深圳算得上是个用心良苦的安排。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线，选择深圳即意味着市场化的决心。此外，深圳毗邻香港，也方便购买研发所需的元器件。“如果不是选择深圳的话，我们这个事情会拖得很长，最佳时机可能就错过了。”陶笃纯说。

几乎和安科同期，深圳出现了华为、中兴等大型的电子企业。多年以后，在这个城市，医疗圈子和电子圈子互相融合，形成了深圳独特的行业生态。

“医疗圈和电子圈联系很紧密，很多人从电子圈跨到医疗圈。深圳医疗圈之所以成长得这么好，跟深圳电子业有很大关系。”深圳医疗器械行业协会秘书长蔡翘梧说。

陶笃纯还记得，创立安科的时候，深圳就连个电烙铁、电钻头都买不到，要用的话，就非得跑到广州去买。20多年过去了，现在深圳已经有赛格市场、华强北这样的全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

“借助深圳的电子产品和通讯产品，我们发展得很快。”他说，“我们的产业链和他们有很多重合之处。比如说电子元器件、做机箱、机壳、机柜、多层印刷电路板，那时候在内地还是很困难的，但在深圳比较早就做了。”

1988年，安科MRI样机研发成功，此时距离该产品在全球面市只有5年时间。因为没钱开模，样机的外壳是用木头做的。看到眼前的木头架子，时任卫生部长的陈敏章哭笑不得：这个就是MRI？他亲自上阵，做了一次实验。当看到一个尖角成像时，陈敏章笑了。MRI成了。

1989年，安科在广州找到了一家玻璃钢厂，这才让样机有了像样的外壳。当年年末，安科MRI通过国家科委主持的鉴定。当时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尚未成立，通过这一鉴定即意味着可以上市销售。

当时，中国还未加入“关贸总协定”（1994年后改称为世界贸易组织），因为进口配额限制，国内很多医院购买MRI的需求无法实现，而安科恰好填补了这个缺口。事实上，早在木头架子样机展出后，邢台矿务局总医院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等客户的定金就打到了安科的账上。一度，两家医院还为谁是首个客户而争执。

无疑，那是安科的好日子。1994年，安科销售额达2亿人民币，顺利实现了成立时的初衷。

“那时候的价格可以拍着脑袋定，只要比外国的便宜，利润很大，医院还提前预付定金。”陶说，“预付款既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鞭策，拿了钱交不出货很难交待。我们市场经济的头脑是在这种过程当中慢慢的形成的。”

政策门槛和路径依赖为安科后来的衰落埋下了伏笔。2000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当贸易保护壁垒不再，安科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在很多年里，安科的发展陷入迟滞甚至倒退的状态。

然而，长不大的安科却注定将成为最好的孵化器。因为MRI、B超、胎儿监护仪等系列产品的成功，安科具备很强的技术攻关实力。早在1991年，安科就成为深圳首家高新技术企业，同时也是广东省首家高新技术企业。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特区、高新技术、南方？？这些标签都吸引着年轻人的到来。

安科成立第二年，实验室里来了个年轻人。他叫徐航，个子不高，国字脸，神情严肃，是清华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研究生。这个聪明的小伙子显然很受陶的赏识，不久就被派往美国学习一年。回国后，徐航被提拔为超声部的副经理。

同年，祖幼冬和张浩先后进入安科。祖幼冬27岁，与徐航同年，在内地小城做过两年医生。张浩25岁，刚刚大学毕业。他们并未获得去美国学习的机会，但安科的一切很叫他们满意。“第一个月实习工资拿了400块。”祖幼冬回忆说，“这是我在内地工资的3倍。”

然而，几年之后，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离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安科经历了一轮频繁的人事变动和骨干流失。1991年，徐航从安科辞职，和当时的老领导、办公室主任李西廷一起创办了迈瑞。

迈瑞七君子：迈瑞的7位创始人李西廷、徐航、成明和、张巨平、严萍宜、聂彤等，李西廷、徐航现任迈瑞联席CEO，成明和现任迈瑞副总裁，聂彤于海外休养，张巨平、严萍宜等先后离开迈瑞，共同创办深圳雷杜生命科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严萍宜再次创业，创办深圳微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从事体外诊断产品的开发。

现任迈瑞联席CEO。1995年，祖幼冬离开安科，追随他的同事张浩，共同创办理邦，现任理邦公司董秘。

“在安科呆得很愉快。”祖幼冬说，“离开只是想做一些在安科无法实现的事。”

几乎每个离开安科的人都和祖幼冬一样，对这家公司有种又爱又恨的复杂情绪。但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业务量不断增长，作为一家国企，安科的市场眼光和人才战略正在遭遇瓶颈。

有人说：“安科的人没人是官。除了陶总是官，其他人最多做到部门经理。”

进入安科不到两年时间，徐航已经是很棒的技术骨干。即将而立之年，正是想要大干一番的年纪。当时，徐航希望有机会亲自主持项目，进行数字B超的研发。“如果当时给我500万，我有事情做，肯定不会离开，也不是说一定要赚多少钱。”徐航回忆说，“但是我的申请迟迟不被批准。后来，这个梦想在迈瑞实现了。”

另外一位从安科离职创业的人士分析说：“在安科，每次总能做出很好的东西来，但在自己的土壤里不能长大。它只能育苗不能长大。如果都围在安科这样一个圈子里，也许没有机会发挥他们的才能，出去也有好处。”

从安科出走的人越来越多。陶笃纯开始被称为“校长”、“黄埔军校校长”。

“一开始，心里很难受，觉得是嘲讽。”陶笃纯说，“但是后来，我已经不在意了。我去很多医疗器械展，看到很多以前的老部下。我觉得，他们的存在比在安科作的贡献更大。以前，我自责，又觉得年轻人太重私利，很纠结。现在觉得，出去闯闯也好。”

安科开始了跌宕衰落的命运。2005年，因为大股东科健公司巨亏，安科股份被出让。不久，又被再次转手。2006年，安科一度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李西廷、徐航等人等创办的迈瑞却登上了纽交所舞台，成为首家登陆美国证券市场的中国医疗器械公司。2010年，深圳医疗器械总产值为164亿，占全国总额的1/8。在深圳460多家生产型医疗器械企业中，有近200家与安科有渊源。

如果说深圳医械帮算得上是一个军团，那么安科就是一所拥有赫赫声名的军校。它像一位历经风雨却岿然不动的先师，在传授神秘的火种。当岁月流逝，它的学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名，它却老了。它是一个孕育成功者的失败者。